编者按：新闻事业是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新闻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与地域相关，但“地方性”却较少被新闻政策研究关注。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仕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贾浩伟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6期刊文，认为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综合性文化范式，乡村及其新闻政策的制定和传播有着独特的语境。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实现乡村振兴、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抓手。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新闻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重新审视乡村新闻政策、乡村传播的重要地位，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综合性文化范式，乡村及其新闻政策的制定和传播有着独特的语境。与城市相比较，乡村相对贫困和落后，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又使得乡村的稳定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党的新闻政策的推动下，乡村新闻业态、传播结构、文化载体及乡村主体性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从改革开放初期四级办广播电视，到新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农新闻传播在农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基层治理体系中一直有着重要地位。但梳理分析我国乡村新闻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当下新闻传播体系中存在着都市媒介文化强势与乡村传播缺位的问题，乡村“被遮蔽”、农民“被想象”。党的新闻政策如何更好地对乡村新闻传播作出引导、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当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整体上还存在着乡村“被遮蔽”和农民“被想象”的情况。由此引发出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相关的系列问题：新闻的意义在中国乡村如何生成？“乡村”在党的新闻政策中的定位如何？国家如何通过新闻政策实践实现与底层乡村社会的连接？新时代面向乡村的新闻政策如何更加科学地制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成为本文的逻辑起点与意义所在。

　　2022年，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带回了学界研究的视野。在新闻传媒领域，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村村通”工程、“下乡”工程，新闻媒介在乡村发展、乡村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在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现代社会，从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乡村新闻政策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闻传播助力。

　　当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闻传媒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介分布的差距，二是新媒体普及的差距，三是媒介资讯分众化的差距，四是传媒技术应用的差距，五是新闻价值选择的差距。由于这种结构性失衡，加剧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媒体强势逻辑，乡村成为新闻传播中的“他者”，占我国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众多的差距反映出城乡居民获得新闻媒介公共服务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

　　随着互联网及智能设备的普及，中国新闻业发生转机：县乡用户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增量群体，以“土味”为代表的泛娱乐社交风靡。尽管如此，当下我国却仍旧面临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失灵的困境。解决这一供需错位的关键在于政策先行，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新闻政策理应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党和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宏观管理、政策调控的作用，持续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乡村新闻传播基础设施，通过政策引导缩小城乡之间的新闻传媒鸿沟。

　　在学术研究中，“三农”相关议题一度被“边缘化”。诞生于工业文明的新闻传播学，更是长期关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新闻传播现象，乡村成为“被新闻传播研究遗忘了的角落”。中国新闻政策研究的乡村转向，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是有利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深入思考如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制定符合乡村特点的新闻政策，有效发挥新闻政策的现代化治理效用。以“乡村”为方法，要求对丰富的本土性探索与经验进行深入总结，诸如群众办报传统、乡村内生性媒介的价值、乡村现代新闻传媒体系的构建、乡村主体性等，对今天的乡村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等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有利于拓展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促使相关研究系统化、体系化及科学化，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的学术桎梏。从城乡关系调整的历史渊源出发，融合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和领域的理论资源和知识体系，结合乡村这一创新性角度展开研究，可以把握中国乡村新闻政策的宏观理论体系及规律。

　　三是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新闻传媒的力量。中国关于新闻传播的理念，是放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社会治理），以及更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将党的乡村新闻政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相勾连，是新闻学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文化振兴这一基础性工程随即被提上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乡村新闻政策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弥合城乡信息鸿沟，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帮助新闻媒体改进对农传播策略；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乡村和城市是新闻研究“空间”转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两个意象。新闻研究一向看重“时间”，但现代新闻业从诞生之初就是“地方性”的，与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乡村”作为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间范式，在制定新闻政策时必然会对其进行特殊考量。但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乡村一度长期处于新闻研究的边缘位置，聚焦以乡村为边界的“乡村新闻政策”，从“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问题入手，可以更好地激发乡村新闻生态的活力。

　　本文所谓“乡村”，是对我国社会地区发展水平的一种描述，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包括集镇和农村。“乡村新闻政策”并非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界限，它在概念外延上等同于“涉农新闻政策”，这一概念包含了涉及“对乡村”、“在乡村”和“乡村性”新闻政策的一切议题，即中国制定的一切与城市地区相对的，涉及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新闻政策。它的内涵包含了一切涉及乡村传播制度、乡村文化传统、乡土认同以及乡村文化治理的政策文本，它的表现形式包含纲领、决议、领导人讲话，以及相关的法规、条例等。乡村新闻政策，以我国乡村社会及其与外部之间的新闻传播系统为政策制定的关注对象。

　　技术激进和后疫情交织，催生了人们对本地新闻的了解欲望，社交媒体中的“本地新闻”“同城热搜”便是人们对“适地性媒介”的追求。而在新时代的乡村，也存在着外源性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与内生性媒介（黑板报、大喇叭、读报组、宣传车）并存的局面，这象征了中心化媒介和去中心化新媒介的共存，两者共同致力于乡村的社会治理。此外，基于“地理空间”的视角来界定研究对象的范畴，也契合了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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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指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在地化”的知识生产，不同国家或地区，因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的不同，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知识体系必然有所差别。新闻学是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由于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传媒生态存在较大差异，作为顶层设计的新闻政策制定必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传媒生态。乡村新闻政策应拉近乡村村民与新闻之间的距离，将“新闻需求”“新闻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新闻学回归人学本质”相勾连。基于此，“乡村新闻政策”正是旨在对中国对我国乡村地区的新闻政策展开研究，具备概念合法性，在学术及实践意义上是真命题。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一系列“村村通”工程、“下乡”工程使得“国家的声音”渗透进千家万户，乡村新闻政策在宣传党的大政方针，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新闻传播增进“乡土认同”，发挥新闻的治理效用，最终实现乡村现代化。这一理念强调乡村治理应当经历“媒介化”转向。确切地说，应重视新闻传播在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不可替代力量。

　　从新闻政策的视角审视乡村社会治理，其学术关怀的重心在于探讨新闻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使命，也是构建乡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与“新闻政策”的勾连，既推动我们反思现代知识“城市中心”导向及对“乡土/草根”的排斥，重新认识新闻与现实的紧密关联，思考新闻如何在当今社会中获得真正有效的现实介入能力。另一方面，又促使知识分子直面现实，加强政党、群众、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有机连接，重新发现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乡村社会。总的来看，乡村新闻政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效用，不是单向度的压力型推进，而是一种参与式的传播，它可以也应该为乡村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现代化力量。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6期。原文约10000字，题目为《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ZDA32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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